SSABRI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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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从事律师行业已经有十余年之久，接触过的民事案件可谓五花八门、无奇不有。然而在这其中，有一例案件令我印象十分深刻。严格来说，这还并不能算一例案子，事情要从二〇〇八年的那个夏末说起。

写在前面，我这例案子的主人公名叫凯伦·博伦，四十七岁，布里斯托人，当时在伦敦一家房地产销售公司担任普通职员。单从背景无法看出任何特别之处。

那年正值我从法学院毕业的第二年，我用了一年时间完成了我的法律实践课程，刚踏上岗位成为一名事务律师（出庭律师的竞争太激烈了，工作环境也不是我喜欢的类型，因此我从一开始就没有打算往那个方向发展）。在一个闷热的傍晚，我所就职的那家小型律师事务所的办公室门被人急切地推开。门外出现的是一位中年白人男性，就他这个年纪的男人来说，若非是恰巧处在发福的边缘，那便是开始有皮下脂肪流失的迹象。

凯伦显然属于后者，甚至有些过早。他的皮下脂肪已所剩无几，令他的脸看起来愁容满面。也许是出生地域的原因，身上多多少少有些英国北部爱尔兰吉普赛人的血统，凯伦并没有像大多数盘踞伦敦的英格兰人一样出现秃顶的状况，正相反，他浅棕色的头发十分浓密杂乱，这本身会使人看上去年轻些，但放在凯伦身上，配上他那过瘦的身材和忧愁的脸孔，反倒显得更为憔悴衰老。

凯伦走进屋来，我注意到他走路的姿势有轻微的不协调，重心向右偏，好像没法将太多的重量放在左脚上。他在我的值班桌前坐下来，把手交叠着摆在他前胸正对着的那片空桌面上，左手大拇指压在右手的虎口处，神经质地反复摩擦。

此时是下午六点一刻，按理来说我应该下班了，不过我正在为接下去的年假加班，因此才会在办公室坐到现在。对大部分伦敦上班族来说，这时间恰好在下班后不久，凯伦应该是直接从办公室过来的。我注意到，他衬衫领口有汗渍，湿的盖着干的，说明他刚才乘坐地铁出行，并且办公的场所环境条件并不优良，很可能没有安装空调。我所要面对的这位潜在客户，显然在经济能力上并没有什么优势。

当然，也就解释了他为什么会来到这样一所略显寒碜的事务所。“您好，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忙的？”我礼貌地问道，保持着自己的专业素养，并把阻挡住我视线的那只暗红色胶皮水杯往桌子边缘挪了挪。

“我希望能够向政府上诉，将一项可以算是属于医疗服务的项目合法化。”凯伦平静地说，嗓音生涩而沙哑，让人觉得他不善交际，但他语调十分冷静，仿佛在他提出这个要求之前经过了大量的思考。甚至冷静过了头了。

“您走运了，我们事务所就是专攻民事诉讼的。请再说得具体一点吧，先生……？”

“博伦，凯伦·博伦。”

“博伦先生。”我冲他伸去右手，“我是萨姆·齐尔顿，您可以直接叫我萨姆，不出意外的话，我将会接手您的案子。”他握住我的手并不重不轻地捏了一下，潮湿的手心在我的手掌皮肤上留下一片不怎么愉快的触觉。

“在具体说之前我能先问你个问题吗，齐——呃——萨姆？”我注意到他的改口，点了点头。

“你有没有扭到过脚踝？特别严重的那种。”

这真他妈是个怪问题。但我想了想，似乎记起高中的某一年，那会儿我还是个好动分子，在各大校区举办的一次英式足球联赛中被人冲撞导致脚踝扭伤到骨裂的地步，整整半个学期都使用拐杖。在恢复之后，大学入学也临近了，我与我的运动生涯正式挥别。

好在那次扭伤由于断骨的恢复时间久，我的脚有很长一段时间都不能沾地，所以拉伤的韧带也恢复得非常彻底，并没留下什么严重的后遗症。现如今，长途跋涉或者激烈运动对我来说都不会有什么不适，但我仍记得扭伤瞬间的那种感觉，不仅仅是脚踝，整条腿都会出现难以控制的酸胀疼痛感，令人难以忍受，甚至无法思考。

想到这里，我不可置否地冲凯伦点点头。

“你现在恢复得怎么样？”我很奇怪他会这么问，不过，还是把骨裂的事情从头到尾跟他讲了一遍，并表示如今已经没有大碍。

“你很幸运。”凯伦的眉头突然紧皱起来，不带任何情绪地，而仅仅是身体难以自控的反应，好像有某种并不强烈但难以忍受的烦恼被强压在他的身体里似的，“我在二十岁那年和你经历了差不多的遭遇。左脚。”他说道。

“只不过，我没有到骨裂的地步，一周左右就能下地走动了。”

我挑高一边的眉毛，“这听上去没什么不好的。”

“我当时也是这么想的。只可惜，我错得离谱。两周后，我走在回家路上的一段碎石砖铺就的人行道上，突然地，我感到左脚的重心一偏，我刚刚恢复的脚踝再次扭到了。

“令人惊讶的是，那次扭伤并不疼痛，只是有些微的麻胀感，我并没有太在意，停下来剁了剁脚就继续往前走去。接下来几个月中，这样的扭伤又陆续发生了六七次，尽管恼人，但因为没有想象中的痛，我并没太过放在心上。就这样，我以为我的脚踝慢慢地恢复了。接下去，有长达两个月的时间这样的扭伤都没有再发生过，我甚至考虑重新恢复长跑的习惯。

“事情在不久后的一个假期彻底改变。那年我刚到伦敦不久，在日常的长跑锻炼路上。你知道的，天气凉爽，我听着音乐，感觉很好，没有任何不适。我跑过的地方甚至是平坦的。直到如今，我都想不起来当时问题究竟出在哪。我的脚踝突然以几乎是九十度的方向恶狠狠地朝内扭了一下，比之前任何一次都来得严重，整个过程快得我根本没有反应过来，只记得当时似乎有咔咔的声音通过我的身体传到耳膜里。那太痛了，该死的——

“我蹲在地上，大脑一片空白，嘴里抽着气。路过的人停下来拍我的肩膀，想确认我是不是有什么突发病症。我告诉他们我扭伤了脚踝之后，他们便尴尬地走开了。我在那儿蹲了起码有半小时，才勉强能站起来，扶着墙壁向前蹒跚。身体每移动一英寸所造成的晃动，都会令脚踝传来撕心裂肺的痛感。我几乎是龇牙咧嘴地，朝最近的医院挪去，脸难以自控地哭丧着，诅咒的话几乎要从喉咙口溢出来。我心底隐隐意识到，这次的扭伤令之前所有的一切伤痛都加倍地还回来了，我的脚踝也许再也无法恢复到从前那样。

“我到了医院，在急诊部领了表格，我在上面详细写下了我的问题，并且提到'多次扭伤'这一点，然后排了将近三个小时的队，才见到医生。那会儿，我的脚踝已经肿得几乎和小腿肚一样粗了。急诊部的医生仔细检查了我的脚踝，给我吃了几片止疼片。随后，我被领到了照X光检查的科室，在那里，他们给我的脚踝拍了三张角度不同的透视照片，将我打发回急诊室。急诊室的医生看了片子，认为我的骨头并没有损伤。他们给了我一张打印的单子，上面印有按照数字顺序列好的脚踝扭伤紧急处理方法，然后叮嘱了几句便让我回去了。

“那一次，我用了快一周才勉强恢复，能够姿势正常地走路。不过在站立超过了一个钟头之后，我的脚踝处总是会传来隐隐的疼痛，并且酸胀难忍。有时候在夜里，那周围也会出现隐约尖锐的疼痛。但即便是那个时候，我仍认为这件事情会有转机。

“直到，两周后的某个下午，我的脚踝几乎要彻底恢复，我兴高采烈地从朋友的住处归来，正准备去回家路上的便利店购买一些做晚饭用的食材，在走过一段类似于我第一次扭到脚踝时的那种碎石砖人行道时，它再一次，他妈的扭伤了。

“虽然没有之前那次严重，那仍让我在原地坐了将近二十分钟，才勉勉强强恢复过来。我坐在那，隔着靴子揉搓着疼痛难忍的肌肉和筋骨，在这期间，不可避免地，又有路人前来询问我的健康状况，我几乎是冷漠地向他们说出了'我扭到了脚踝'这个句子，然后心不在焉地道了谢。

“等我再次站起来，一瘸一拐地走在通往住处的路上时，我心中充满了恼怒。这一切都令我恼怒不堪。我回想扭伤瞬间我的大脑里正在进行的东西，竟然没有半点是和脚踝相关的。脚踝在当时，并不存在于我的意识中。我盲目地、愉快地、缺乏警惕地，像个从来没有扭伤过脚踝的人那样，大摇大摆地走在路上。这令我愤怒，这是一种并不能够勃然大怒的愤怒，找不到发泄的理由也没有冲动，只有一股恼怒的情绪抵在你的喉咙口，令你一半儿想哭，一半儿想咬牙切齿。

“我开始诅咒起一切来，诅咒该死的政府把纳税人的钱都用在了狗屁而不是修一条像样的路上；我诅咒自己的愚蠢，竟然允许这样的事情再一次发生在我身上；我诅咒路人，诅咒他们完好无损的脚踝、大步流星的走姿；我每经过一个路人，就想象他们锯掉脚踝的样子。我甚至开始想象一排排的人直挺挺地躺在流水作业工厂的那种传送带上，把他们的脚踝伸到传送带边缘外面，然后轮番地经过一把巨大的铡刀，铡刀从天花板上面落下来，将他们的脚踝齐齐切掉。断掉的脚踝掉下去，掉进底下的一个大水槽里，然后被机器收集起来，压缩成一个由骨头渣子和肉所组成的巨大球状物，然后他妈的滚出这个世界，人们从工厂里出来，没有脚踝，脸上都带着他妈的笑容……

凯伦讲到这里，嗓音里带了哭腔，少量的眼泪从他的眼角冒出来，他的拳头握紧了，手指绞在一起，竭力忍耐着。我不确定是不是该讲两句安慰他的话，脸上不由自主地流露出迷惑的神情来。

“你一定认为我疯了，或是非常可笑。是的是的，大部分人都会这么想。'哦，可怜的凯伦又扭伤了他的脚踝！他只是笨手笨脚罢了。真是不小心！'或者，'别总哭丧着脸！只不过是扭伤脚踝罢了，别像个娘娘腔一样！'——扭到脚踝并不是什么大事。一次两次，也许能够博得人们的同情。但对我来说，我已经过了二十七年这样的生活了，我的家人、朋友、同事，早已无比厌倦了任何一点关于我和我的脚踝的事。我但凡提起有关的哪怕一个字，就会像滴进滚油锅里的一滴水一样，炸出一片冷嘲热讽。

“你一定难以现想象吧。也许你会说，这根本不需要什么想象力，因为这根本他妈的就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换作任何一个人都会这么想。让我来告诉你吧。扭脚这件事，它会像一个该死的债主一样缠着你。通常不严重的情况下，扭伤一次的恢复期是一周左右，这时候你一定认为只要以后多注意走的路就行了。没错，这的确很简单，在接下去的一个多礼拜，你会格外注意自己的脚下，尽量绕开不平整的路面走。然而，你不可能一辈子、时时刻刻、每分每秒地都注意着自己的脚下。半个月、一个月过去后，疼痛几乎已经难以觉察，总会有那么一刻钟，你放松了警惕，得意忘形，完全不记得还有这么一回事。扭伤，就会在这时候再次找上你。然后你会经历我之前所讲的那几大段恼怒难捱的心理过程，然后是上述的恢复过程，然后你会再次放松警惕，于是突然有一天，'咔嚓！'……就是这样，周而复始。

“最可怕的问题是，医院无法给你提供任何帮助，因为这根本不是什么大事。我起初试着去了几次，但他们除了给我开止疼片和建议我使用脚踝支撑之外，甚至连拐杖都不同意给我配发。而脚踝支撑，对我来说根本不起作用。我在戴着它的时候曾扭伤过无数次。更可恶的是，每一次扭伤后，我那顽强的脚踝总能制造出一种它已经恢复如初的假象，令更多的照料只会显得我自己愚蠢和大惊小怪。因此，我无法用这个理由向公司请假，或者推脱朋友的聚会邀请，因为他妈的没人会在意，人们会认为你笨手笨脚、小题大做……

“上周末，在经历了我的第九百八十二次扭伤脚踝之后，我的精神崩溃了。我意识到，这种生活不能够再这样继续下去。我想起了很多年前在那次严重的反复扭伤之后我脑子里面所产生的幻想，于是，我萌发了一个疯狂的念头。这念头又是合情合理的，任何一个人在经历了二十几年我所经历的一切之后恐怕都会产生这样的愿望：我想要截肢。”

“对不起，您说什么，博伦先生？”我承认，我在他的讲述过程中走神了。就像他说的那样，扭伤脚踝这种事情没人会在意。凯伦已经在我的办公桌前陆陆续续地讲了将近一个钟头了，外面夜色渐临，街灯陆续亮起，我的思绪游走到了别处，却被他冷不防的一句总结陈词给生拽了回来。

“我是说，我想要截肢。将我的左脚脚踝往上，包括一部分的小腿胫骨整个截肢。并且安装义肢。我不愿意再过他妈的哪怕多一天、拥有脚踝的生活了。”

我拿起桌上的红色胶皮水杯喝了一大口，然后意识到里面的水已经是上周的了。我没法儿再把水吐回去，或者是当着客户的面吐出来，只好皱着眉头咽下去。我已经意识到问题出在哪儿了。

按理来说，医院有义务为病患进行截肢，如果病肢威胁到病患的生命，并且遵从病患本人的意愿。然而，依照凯伦·博伦先生的情况，恐怕医院既没有义务，更没有权力为他进行任何截肢手术。

凯伦看见我欲言又止的样子，点点头往下说道，“是的，你的考量我已经切实经历过了。这一整周，我几乎是电话咨询了全英格兰的所有医院，在询问过我的状况之后，没有一家愿意为我进行截肢手术。国立医院不用说，但私人诊所由于害怕被吊销营业执照，也纷纷拒绝我的请求，哪怕我表明一切后果由我自己承担也不行。我甚至考虑过自己做。只可惜，这件事情我无法求助任何人，搞不到急救设备，下不了手，又害怕自己失血过多而死……我已经走投无路了。

“这是一个自由的国家，人们理应有权力对他们的身体做自己希望的事情。更何况，我的脚踝已经严重地影响到我的生活。这虽无关性命之忧，长此以往只怕是也要对我的精神造成不可挽回的影响。每多扭一次脚踝，我的愤怒便更深一分，我担心，总有一天这愤怒会爆发，令我去伤害身边的人……

“因此，我希望你能够帮助我向政府提出上诉，要求他们将完全出于个人意愿和需求的截肢手术合法化，使我能够完成这件事。你认为，这一切你能做到吗？”

我被他问得哑口无言，仔细考量一番后，我提出了从另外一个角度出发的替代方案。凯伦·博伦听我解释完，欣然同意了。

三个月后，凯伦踏上了前往摩洛哥的飞机。在那期间，他又扭伤了两次脚踝，并参加了愤怒控制互助小组，没有任何成效，因为在他分享完他的经历之后，在座的人都忍不住发笑起来，引得凯伦摔碎了互助小组人手一个分发的印有宣传标识的马克杯后愤然离去了。

在摩洛哥，我利用先前处理案件所积攒的人脉，为凯伦联系到一家整容私人医院。在那里，虽然没有截肢这项服务，但各种设备都很齐全。况且摩洛哥显然不受英国律法的限制，自愿截肢手术只要病患签署了免责声明就可以进行。整个过程的费用自然都由凯伦·博伦自己承担，我只从中收取了一小笔咨询费。

等我再次见到凯伦，已经是二〇一二年的春天。他介绍他的一位朋友到我的事务所办理一些离婚后财产公证的手续。那会儿天气还很凉爽，但凯伦已经穿起中裤，将小腿露在外面。他没有脚踝，脸上带着他妈的笑容，同他的朋友介绍我，说是一位“相当资源丰富”的事务律师。

凯伦左脚膝盖以下的部位已经全部被截掉，并装上了一个看起来价值不菲的合成材料义肢。我注意到，他气色好了不少，脸甚至比四年前我接他案子的时候看上去要年轻。凯伦告诉我，摩洛哥截肢后他回到了家乡，现在是布里斯托残联会的一名长跑运动员，已经蝉联了两届区冠军，正在申请残奥会的参赛资格。我诚心地祝贺了他，并很快地签下他的朋友成为我的客户，然后和他约在未来的某天出来一块儿喝一杯。我相信这不是一句客套话。

说真的，对于博伦先生的这个案子，我实在是想不出更好的结果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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